大操持里的百年祠堂，大操持里的百年祠堂

大操持深处的百年祠堂，青砖黛瓦间沉淀着家族数代人的记忆与文脉，这座始建于清末的建筑，飞檐翘角依旧挺拔，木雕石刻纹路清晰，虽历经风雨侵蚀，却依旧保持着古朴庄重的风貌，它不仅是族人祭祀先祖的神圣场所，更是议事传家、凝聚亲情的核心纽带，堂内“忠厚传家”的匾额高悬，每一处梁枋、每一方碑刻，都诉说着家族的兴衰故事与精神传承，成为大操持历史文化中鲜活而厚重的见证。

人生在世，总有些事要“大操大办”——这里的“大”，不是铺张，是分量；“操”，不是应付，是用心，于我而言，分量最重的“大操”,是三年前牵头修缮家族那座百年祠堂。

“大”在肩上，是沉甸甸的根

祠堂在村东头，青砖灰瓦，木柱斑驳，是我童年记忆里最“大”的存在，小时候逢年过节，跟着祖父去祠堂祭祖，总觉那院子大得能装下全村人的笑声，正殿的梁高得要仰头才能看见雕花，后来族人陆续外出，祠堂渐渐荒芜，墙头长草，窗户漏风，连那扇厚重的木门也被白蚁蛀出了孔洞，祖父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：“祠堂是根，根不能断。”这句话像块石头，沉甸甸压在我心里——接下修缮的事，是我这辈子“大”的责任。

“大”首先在规模，祠堂占地三百多平米，正殿、东西厢房、门楼，每一处都要修，我们请来文物局的专家勘测，光是测绘图纸就花了半个月，专家指着正殿的梁说：“这些木构件是清代的老杉木，现在市面上找不到这么好的料，得想办法从旧木料市场淘。”这“大”工程，从第一步就显出了分量：要钱、要人、要心细，我挨个给在外打拼的族人打电话，说：“咱们一起‘操’起来，把根留住。”电话那头，沉默片刻后，是纷纷响应：“出钱！出力！跟着你干！”

“操”在细处，是针线活儿的耐心

“操”这件事，最忌“大而化之”，修缮不是推倒重建，是“修旧如旧”，每一处细节都得拿捏准，比如门楼的砖雕，当年刻的是“忠孝传家”，风化得只剩模糊的轮廓，请来的老工匠说：“得一块砖一块砖地‘对缝’，水泥不行，得用传统的糯米石灰浆。”我们蹲在工地上，看着老工匠用竹签蘸着墨线，一点点描出残缺的纹路，再小心翼翼地修补，像给老人修复皱纹，急不得,也马虎不得。

还有那十二根木柱，柱脚被白蚁蛀空了，得用“墩接法”修复：把腐朽的部分锯掉，找同样粗细的老木料接上，再用铁箍箍紧，最后用麻刀灰抹缝，为了找合适的木料，我跟着工匠跑了三个省，终于在江西深山的旧宅里找到了匹配的杉木，运回来的那天，全村人都来看，老工匠摸着木料感叹：“这‘操’出来的活儿，对得起祖宗。”

资金也是“操”的重点，族人凑的钱不够，我厚着脸皮跑公益基金会，带着修缮方案和族人的心愿书，一遍遍地解释：“这不是修房子，是修一个家族的念想。”最终争取到了资助，每一笔开销，我都记在公开的账本上，贴在祠堂门口，让每个族人都能看到钱花在了哪里——这“操”，是对大家的交代,也是对祖宗的敬畏。

“大”功告成，是“操”出来的凝聚力

整整两年，我几乎住在了村里，白天监工，晚上和族人核对账目，商量第二天的事，夏天晒脱了皮，冬天冻裂了手，但没人抱怨，七十岁的二叔主动承担了给工匠们送饭的任务，说：“我出不了力，管顿热饭还是行的。”在外读大学的孩子们放假回来，跟着老工匠学砖雕，说：“这是我们家的‘大工程’，我们得‘操’心。”

去年秋天，祠堂修缮完工，重新落成那天，全村人来了，在外工作的族人回来了，连小时候在祠堂里捉迷藏的伙伴们也带着孩子来了，阳光照在崭新的门楼上，“忠孝传家”四个字熠熠生辉，我们摆了二十桌宴席，族长端着酒杯说：“这座祠堂，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，是咱们全村人一起‘操’出来的家！”

宴席上，孩子们在院子里跑着，笑声和百年前的重叠在一起，我站在祠堂门口，看着那些被我们用心“操”过的细节——被修复的砖雕，被墩接的木柱，被糯米石灰浆粘合的砖墙，忽然明白：“大操”一件事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，它关乎责任，关乎传承，更关乎一群人为了同一个目标，把“大”的分量，拆解成“操”的耐心,最终凝聚成一份温暖的力量。

祠堂成了村里的文化活动中心，老人们在这里下棋，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，外出的族人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来这里坐坐，他们说：“这里根扎得深，心里才踏实。”我想，这大概就是“大操”的意义——用“操”的细致，守护“大”的根脉；用“大”的格局,安放每一代人的心。